神経衰弱

茅盾之《子夜》　

　　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虽然北京有一帮自以为有资格给人家授予“大师”称号的先生们瞧不上他。他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些中国人的一些本质的东西。比如人性。这在那个年代的小说中是技高一筹的。比如女人。在他的这部被称为“扛鼎之作”（叶圣陶语）的长篇小说中，我们时常可以看见类似法国经典小说中的场面，只是稍稍有点收敛而已。里比多是客观存在的。茅盾的现实主义幸运地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真实的场景。即使茅盾为了充分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意识形态，使长篇小说的结构严重失衡，但是仍然不失其优秀。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态，看一部小说会有不同的结论。我以为这也是一部小说生命力的有力佐证。小时侯看《子夜》，很奇怪别人看出来的东西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别人说的话为什么我一点也不懂；留给我的，只是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那些水灵灵的身影。还有那个被吴荪甫在书房里干了的佣人王妈。一个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这脸上有风骚的微笑，这身上有风骚的曲线和肉味”。这样优秀的创造，茅盾在他的《腐蚀》中表现更好。这些旧时女人，现在还活着，活着。虽然，她们的创造者，那个长着小胡子，表情机警，会一手好看的毛笔字的人，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物质的世界。

　　巴金之《家》　

　　“夜是死了，电灯光也死了。”　

　　小时候读《家》，印象深的就是这样一句话。还有鸣凤。因为耐不住青春的寂寞。这有什么呢。这总是有点什么的。这总是灵魂一隅的要紧事。但鸣凤没有留下来，与青春一起结伴同行。那一园桃花现在还在巴金先生的灵魂中吗？这些年来大概也凋零得差不多了吧。那一双美丽的眼睛现在在哪里呢？“欢乐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悲泣的时候了”。

　　当一个人连自己心爱的女人也无法保护的时候，他还有能力、你还相信他有足够的能量去拯救这个世界吗？他只能低低说一声“再见”了。许多女人的命运，善良的欲望，如一片片桃花慢慢飘落。

　　李劼人之《死水微澜》　

　　保路运动是一个结构，这也是一个漂亮的结构。象其他优秀的长篇小说一样，优秀的产品总有一个有模有样的模子。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也不例外。但它真正的优秀在别处。优秀在性政治。“顶急色”。这就象罗歪嘴，名字不好听，其实是个很苏气的人：大方漂亮，穿着齐整，修饰入时。这样的一个人是与蔡大嫂般配的。这是两个能人。俗话说，能者多劳。我们因此也就看到了“微澜”。

　　抛开“政治”，我们在天回镇，在兴顺号的内部留恋往返。这里都是些让人感兴趣的俗事，体液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还是辣的，荤的，就象现在随处可见的美容院按摩店。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人事，一个是钱事。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样的作家一去不复返了。你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刘三金是罗歪嘴临时包来的婊子。”现在写婊子不是这样写的，现在写婊子先写一大堆避孕套。“世道不同了。”

　　其实那是一个很狂的时代，很硬的一群人，活得象个男人，活得象个女人。照现代新新人类的说法，很酷。　

　　沈从文之《边城》　

　　这是又一个深入俗事的小说家，俗到了家。不写小说了就去搞服装史，这也是一件俗事。设想现在的小说家如果不去写小说，大概也有随笔写写，再不济的也去写评论了，拿红包的机会也多一点，他们才不会去干什么服装史。

　　读他的小说，你会发现湖南的文化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水。没有比这个字再合适的字了。水，还是水。看上去浅浅的，手轻点很柔和，却深不见底。就象那矗立在河边的吊脚楼，摇摇晃晃，却经得住风雨。真应了一句话，女人是水做的。说上去也是遍地风流，到头来也不过是，女人流血，男人遗精。任何高明的郎中，也无可奈何。当一个全新的工农兵时代来临时，俗到了家的小说家除了去搞服装史，还能搞什么呢。我们走在大路上，你去转古纸堆。谁俗？

　　曹禺之《雷雨》　

　　这部话剧完全是可以放在小说里谈的。原因是我以为不谈这部话剧，是我这部书的浪费。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本，关于它的评论汗牛充栋。但有一点是，阶级斗争的观念都太强了。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比方鲁妈，我以为就是一个可怜的“第三者”，而且不长记性，大概是落水以后得了健忘症。一家人在什么地方工作，当妈妈的不知道，这样的事都能够发生，年轻的时候跟主人发生点性关系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责任在谁，也就清楚了。周老爷可能没有什么责任。进入21世纪，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看清楚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繁漪这个女人搞出来的。如果我们要同情她，等于在同情一个色情狂。这是过去评论里最荒唐的地方。一个乱伦的家伙没有什么可以同情的。事实这样清楚，却又什么也说不清楚，一部小说的评论就此而发，这种评论的品格与繁漪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们说清楚了。因为现在这样的事有得听到了。是有幸，还是不幸耶？

　　穆时英之《上海的的狐步舞》　

　　看穆时英的小说看一部就可以了，这样的小说不应该是男人写的，张爱玲也不见得会写。穆时英是放荡，放荡得连裤子也找不到；张爱玲是一种矜持的性，小心翼翼，是弄堂里的小女子的性感。

　　丁玲之《莎菲女士日记》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在延安的照片一副飒爽英姿，比现在所有的“美女作家”都酷。她是“美女作家”的祖师母，假如现在有“美女作家”的话。

　　《莎菲女士的日记》出现在30年代的上海，不是一个奇迹，但也算是横空出世。在这个流行吴侬语言的十里洋场，这部爱情小说最可宝贵的是它的精神，拿得起，放得下，这只有湖南人才具备的素质，在张爱玲流行的大都市弥足珍贵。

　　这不是爱情小说的另一种写法，这是精神的另一种活法。这样的作家对爱情不会有太多的关注，这只不过是她给文坛的第一声轻轻的敲门声。轻轻的，就已经足够了。就象莎菲，爱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奇怪丁玲后来为什么会有另一种写法，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莎菲女士日记》里，她已经告诉了我们。你不能把它当成一部爱情小说来看，即使在你看起来，莎菲女士也很性感：一袭旗袍，婀娜多姿，花样年华。与莎菲接近的一个形象是美国的莎朗斯通，好玩，有一套好玩的做爱技巧，但是她会要你的命。这是一种政治人格。虽然貌似性感，实则与性无关。她们手里都有致命的武器。她对于男人的迷恋，她的性冲动都是一种装饰物。

　　赵树理之《登记》　

　　他是真正懂得农民的作家。他不是那种深入几天的所谓体验生活的懂。他是真懂。他懂得农民骨子里在想什么。所以他才会写出这样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气。比方性，在革命的年代里，在农村，这是一个劳动着的话题，永不消失。革命和反革命没有区别，有时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搞在一起，反而激发起胜利者的欲望。

　　赵树理所有的小说都只是一个开始，比方《登记》，接下来的什么事都没写。婚姻有时纯粹是个人的事，和“旧中国农村”无关（邾瑢语）。这样的故事上个世纪50年代存在，21世纪也会存在，因为这是人性，和别的无关。太监也一样，他们之所以疯狂，是因为人性的路已被粗暴地截断。从这一点上看，说赵树理的小说“总是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是一种误读，他的小说力求挖掘农民人性的东西，但没有做到。这和语言无关。赵树理在他的文本中闪烁其辞。是啊，那也是一个闪烁其辞的时代。

　　老舍之《骆驼祥子》　

　　总有一些作家是超脱的，比如老舍。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那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自由奔放的文本。那里有自由奔放的精灵，比如虎妞，比如祥子。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超文本。这样的作家，中国不多，一个？二个？不会更多了。

　　虎妞和祥子，这是一对可怜的夫妻。祥子是个呆头。值得同情的是虎妞，一个追求幸福，却又死于流产的车铺老板的女儿。她本来是应该和自己用枕头掖在肚皮上“讹诈”来的丈夫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理想没有实现，这跟社会无关，也没有什么大山压着。跑在马路上的三轮车夫祥子，不幸遭遇暴雨，也与时代无关。如果那时侯有比较健全的天气预报网络，祥子这时候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听京剧。

　　对虎妞的同情，长期以来人们是有些吝啬的。这跟她的出身有关，或者跟她的示爱的方式有关。祥子这个人，最后堕落为嫖娼者，这似乎也纯粹是个人的事。比方阿Q也只敢摸一摸吴妈的头。退一步说，出污泥而不染，祥子做不到。所以，老舍先生在故事的结尾说道：“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但是，一个人的事，总是社会的事。社会脱不了干系。

　　郁达夫之《沉沦》　

　　一边操着日本妓女，一边心想故国。这样类似的主人公，在那个年代的小说里常常可以看到。但以郁达夫为最矫情。里比多应该是私人性的东西，跟爱国有关系吗？如果我不妨承认，那也只能承认，这是一种性乌托邦。

　　里比多多了，妻子是一个渠道，妓女也是一个渠道。就看你操何种道德观。这跟文明无关。贞观之治历史上是有地位的，但让它跟社会主义比没有意思。郁达夫只是“艺术地写出计划的色情。”（周作人语）

　　但这只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初期作品。可以高兴的一点是，写到女人，郁达夫没有把女人写成永不疲倦的机器，象古代传奇那样。但不幸它使人物成了另一台机器，男人随时疲软。

　　张贤亮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在此之前，还有《绿化树》。八十年代中期读这样的小说，简直是鸿蒙初辟。象那个姓马的女人夹住了姓章的大腿，让人喘不过气来。小说界受其嘉惠不少，从此小说家们都甩开膀子大干快上，一个个鲜活的女人妆点文坛更好看，大腿夹得更厉害，从此揭橥文坛新一页。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就玩去了。

　　观点可以更改，头颅可以低下来，女人是少不了的。读马列也好，读红宝书也好，总比不上那个脐下三寸来得实惠。这是性精神胜利法，而且果真是胜利了。粮食的饥饿，可以用草根替代，里比多的饥饿，无可替代，但它总要落到实处。但姓马的女人显然还不是一台机器，她还有话要说，那是些毫无话语霸权的大白话。与政治相比她是渺小的，但她夹住了不只是一个在牛棚啃马列经典著作的家伙的心灵，她牵制了一群人。这不是女人的成功，这是政治的败笔。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那个在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习惯死亡》的结尾里，一边写作一边看裸体女人，两不耽误的家伙毕竟少见。他已习惯死亡，还管什么三七二十一。而我们不能不考虑身体的因素，还有性病的危害。身体哪里吃得消。

　　进得门来就吹灯　
　　抱着我的小亲亲　
　　嗯咦哟——　

　　汪曾祺之《受戒》　

　　我现在还不知道这部很少有作家说不好的小说究竟好在哪里。我的猜测是，这部小说出世时，晾不出舌苔却又空空荡荡的文坛实在是太寂寞了，一个奇异的文本不吸引人才是怪事。

　　我承认这是一个宝刀不老的老作家，有一股淡淡的性冲动（那个年轻的小和尚不知道那叫里比多），有一股淡淡的处女似的的幽怨。他们在大地上奔跑，这时，天空中有一种会飞行的植物，它叫芦苇。空气是植物的媒介，是它们使大地有了舌苔，一张一弛。就象那些评论汪先生小说的文章，有一种飞行的感觉，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真的说不好，全凭感觉。《受戒》说到底是一首小情诗，淡淡的，说有一种美学的感觉也可以的。我记得有一个外国美学家说过，任何一幅儿童画都是艺术品。但我不能说汪老先生装嫩。

　　余华之《在细雨中呼喊》　

　　从照片上看，余华是一个小眼睛，但他却有一双看世界的大眼睛。在这部我最喜欢的余氏小说里，他睁大着眼睛问了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在社会主义的层面上，这是一个隐喻。

　　细雨不是瞬间的暴力，却能长久渗透身心直至一生，直至呼喊而没有声音。爱怎么可能？　

　　是细雨的呼喊还是人的呼喊？纠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直至个体意识的丧失，爱怎么可能？　

　　肉身的象征寄托在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身上，一种不经意的残酷油然而生，爱怎么可能？爱怎么可能！让人怀念的是那种在自家的板凳上鱼水之乐的场景不见了。爱怎么可能。

　　苏童之《妻妾成群》

　　诗人丁当有一句诗，云：男人都有一个梦想，妻妾成群。这是八十年代的思想，很有意思，但没有人注意。一句诗嘛，也许是心血来潮，没什么大不了的。

　　进入九十年代，苏童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这篇让人大吃一惊的小说，从此苏童就不是原来那个苏童了，他成了一个倡导潮流的先锋作家了。性趣小说的天地拓宽了。这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呢？暧昧，颓废，想入非非，男人的梦想。

　　放在近１００年中国文学的背景下，《妻妾成群》是一部好作品。是把女性描写成性奴隶的好作品。甘心做别人的小妾，跟其他的姨太太闹点小矛盾，对小男人有点小心思，不一而足。这样的玩意儿翻开古代的传奇或小说，读哪页是哪页，不用费工夫。苏童用“翻译”化的语言描写的这些场景，不会是一种进步。所以张艺谋就高明，高明之处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大红灯笼，主义的象征推到了前台。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苏童把人物当成了机器；张艺谋说，人物不是机器，是那个社会把人物当成了机器，比如性机器。其实这无处不在的大红灯笼才是真正的小说语言。可见，把张艺谋说成是中国小说的唯一读者是低估了这位世界级
的大导演，张艺谋是小说家。

　　一帮捧角的评论家从此把苏童列为中国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知道是跟苏童开玩笑还是真的没读过几本诺奖得主作品。比如你们大家都喜欢的马尔克斯，一不小心就挂在嘴上的《百年孤独》。能比吗？这样比苏童也不放心。虽然苏童小说的性趣不比马尔克斯差。

　　王朔之《动物凶猛》

　　写青春的残酷，这是最好的文本。它使我们看到了在最高理想的照耀下，“革命”新一代的众生相，悖理时代的畸形人性。

　　米兰仅仅是一个象征，少年男儿的一个梦，直至消失无形。理想美好而无法实现，关键很简单，权力至高无上地消解了一切。人性的扼制导致人性泛滥，成为精神洪荒，这样的道理看上去有点说不通，不幸事实就是这样。

　　不幸事实就是这样，权力原来想给子民一个安全套，结果生理机制破坏，造成了终生不育，所以有“代沟”一说。。但是年轻人总在慢慢长大，胡同渐成历史。

　　说王朔是“玩主”，是“反动”（相对于“正动”　）文人，面对这部《动物凶猛》，这样的结论是信口雌黄，或者根本不知道王朔是个小说家。下这样结论的“评论家”，应该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透过现象看本质。王朔在懵你哩，玩你哩。傻冒了吧你？

　　曲波之《林海雪原》

　　这是一部有电影大制作元素的长篇小说，少剑波、杨子荣类似邦德007。当然照毛主席的教导，就是革命英雄主义加上革命浪漫主义。

　　白茹当然不是邦德女郎，白茹是一个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解放军女战士。她对少剑波的“意思”都是读者自己看出来的，她自己也许根本没有意思。一点“小意思”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有的话也是因为读者自己太饥饿了。这是想象中的“自我浪漫主义”（我自己杜撰的一个自认为比较切合的名词），跟革命作家曲波无关。

　　贾平凹之《废都》

　　认识社会有两种方法，一是田野调查，二是书本的间接经验。田野调查是社会学家的专业手段，咱学不会，书本里学社会知识也有一个选择的问题，这样的书也不多，滥竽充数，反而影响视力。《废都》是这样一部社会学的书，他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时期，中国社会有一群人是这样一个精神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可以代替《金瓶梅》。

　　庄之蝶性活动运用“此处省略××个字”这样极端的手段，确实是贾平凹的败笔。他完全可以可以用注解形式把省略的文字放在每一页的下面，并仿照我国出版社出版外国书籍的编者按的写法，说明这些省略在正文里的文字仅供参考，读者必须带着批的眼睛来看，这只是我国一小撮堕落分子的腐朽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作者就是这样生活的。试看今日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追求高尚生活方式，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一个作家能够自由地发表揭露一小撮堕落分子腐朽生活的小说，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之一。这样行了吧？供贾平凹先生参考。

　　许多人把批评的锋芒放在庄之蝶的性活动上，不妨理解为他们自己喜欢性生活，所以把小说描绘的当代中国的的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忽略了。那是一些多么精彩的场景啊，下海、股票、经商，堕落的和坚守的。你说哪一样不比性生活重要？你为什么一定要揪住性生活不放呢？除了你自己喜欢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就象贪官在台上的时候喜欢讲反腐败，其实他比人家更腐败。其实喜欢生育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只有庄之蝶成了一个受害者，付出很多，得到的却很少，这真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啊。

　　艾伟之《越野赛跑》

　　变形的年代，变形的村庄，变形的马，变形的越野赛跑，性却没有变形。性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控制着一切，控制着越野赛跑。性是一个象征。在一个小孩的视野里，这都是很奇怪的事。

　　浙江的作家写出这样的小说是一个奇迹。在我的印象里，浙江的文坛，诗人都是才子；写小说的都“弱智”，要么你跑到外省去。《越野赛跑》使我改变了看法。越野赛跑，看上去就非常有意思。而结果更有意思，跑什么呢，都是瞎跑。1965年以来的历史就是这样一回事。

　　中国的性趣小说写性跟写吃饭差不多，一个生活的程序而已，表示有这么一个器官它需要表达一个动作。艾伟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性。它不仅是一个“爬行动物性行为”（见商务印书馆《性现象》一书）的动作，它还随时飞翔，带着更多的欲望，“消失在清晨灿烂的光芒中”。性是一种姿态。

　　《越野赛跑》里面有一个沉默寡言的主角：马，一匹马。马带来了开始，马使村庄“一下子生动起来”，但却没有带来理想的结局。“我们的生活总是这样开始。”在这部253千字小说的结尾，艾伟神定气静地告诉我们。毫无疑问，人的一生总是这样，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听上去这样的“绕口令”还不复杂。

　　铁凝之《大浴女》

　　铁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她撕开了笼罩在人性四周的面纱，面对遍体鳞伤肉体，依旧“内心充满痛苦的甜蜜。”

　　性主宰了一切，性无处不在，性到处被摧残，性还在，性是不会死的。即使性改变一切：个性、爱情和命运，还有身体，依旧是高潮一个接一个。性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人很令人羡慕。

　　铁凝是一个医生，说你病很重，但能够医治。病人的信心来了，但她们要面对的是一大堆中西结合的药品单，有时就无从下手。药多不治病，恐怕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生命稍纵即逝。

　　铁凝缺少的是偏方。尹小跳、唐菲，还有那些混蛋男人们，都是大病患者，只有偏方能治。

　　洗澡管什么用呢？铁凝指给我们看：这些都是病人，但脸色不错，仅此而已。

　　她还说，你们中间也有这样的病人，自己不知道，快去看一看。仅此而已。

　　铁凝不建议你去洗澡，这样你会觉得她在跟你开玩笑。也许这确实是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玩笑。

　　古华之《芙蓉镇》

　　悲剧总是接连不断，都是些苦命的人啊。十多年前那还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现在只剩下一个闹剧。唯一留下的是那里面的性趣，那是小说中的华彩，而且高潮不断，一点不落俗套。悲剧中的性趣，那真是动人的性趣啊。

　　革命的都是伪君子，性爱的发泄俗不可耐；反革命的看上去猥琐，骨子里是真正的高雅。现在读来都使人不敢相信。如果不读历史，这看上去象是才子佳人的舞台剧，脸谱化。也许若干年之后，有人会对李国香这个女人寄予深刻的同情，她难道不是极左主义的受害者吗？可能她的“患病”程度还要严重一点。为了革命敢于“献身”的精神，类似克格勃的女特务。这样分析下去，事情就复杂了。所以现在议论“文革”，还是感觉渠道有那么一点阻塞。

　　很难想象从苦难年代过来的人会有激情描绘那华丽的一段，扫大街的机械动作变成了双人华尔兹。这可能吗？完全可能。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习惯在痛苦中寻求快乐，不太会注意象王秋赦这样的运动分子发出的声音。事实上，简单地把他理解为运动分子肯定是不对的，这可能是快乐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周洁茹之《我们该干点什么吧》

　　这是我看过的“美女作家”（我可以发誓，我绝对不是贬意）最“美”的创作。

　　许多人都去看她们签名售书时露出的亮光光的露臂，就不去看人家用露臂写出的美文。这到底是什么心理就不用我说了。鲁迅先生等多位先生多年批评的东西，现在还依旧生存，而且还占据“主流媒体”，所以我写这本书决不会是，脱裤放屁，多此一举。

　　与轻松的题目截然相反的是主题的沉重，肉体的沉重。我们不能理解，七十年代生人哪里来的这一份沉重？也许，我们被我们所处的年代蒙蔽了？我们没有机会去理解自己的肉体？如果所有这一切都成立的话，一句话，我们还没有被启蒙。所幸我们的主人公还是有些理智，总是在思考，我们该干点什么吧。而做为读者的我也不得不思考，我该干点什么？比如理解自己的肉体。比如会过去思考自己那个年代接受的所谓知识。

　　余华之《河边的错误》

　　这显然不是余华最好的一部小说，但却是余华小说中比较复杂的一部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卖得比许三观的血好”，这部小说可能还比不上许三观的血。也许是马哲这个该死的公安局警探、这个假疯子骚扰了我们的视线。

　　你的阅读兴趣会集中在幺四婆婆身上，这是一个混合了老不正经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老年人形象。这样的形象与我们习惯的慈祥、善良不搭界。你也不妨把这部先锋色彩很浓的八十年代的小说，理解为一部描写“黄昏恋”的小说。事实上幺四婆婆的形象等同于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绮瑶，区别不过在于过气的四十年代“上海小姐”王绮瑶有时会和一帮“老克勒”开“派推”，幺四婆婆只会拉着疯子的手傻笑。但她们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

　　卫慧之《上海宝贝》

　　屡屡出现在新闻联播里的东方明珠塔在女主人公的眼里，就象是男人的“阴茎”。这样的描写确实写出了一种“感受”，也够颓废了。问题是你如果直接把新闻联播里的句子放到小说里，政治是讲了，但也够呛。

　　对于这部性趣盎然的小说的评论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陈村的一句话，说是“上海活宝”。陈作家有点不负责任了。我记得陈早在八十年代也有一部描写七个少男少女的小说，在我看来，照陈村评论《上海宝贝》的标准，这七个少男少女也是“活宝”。

　　“活宝”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太“文学”。卫慧确实写了太多的交媾。问题是这样的“交媾”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只是我们有许多人不愿相信有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年轻一代比“垮掉的一代”还“垮掉”。卫慧只不过写出了一个“真实”，即使它是自然主义的，但自然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许多人看了这部小说，说这有什么呀，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长着钱眼的鸡鸭，这小说里的谁呀谁呀，还都是纯情着哩。真情必有感人处。

（原载《新语丝》（2007/12 第1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