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経衰弱

以留日作家群为媒介，日本与中国新文学发生了如此直接、如此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在某些侧面促成了中日现代文学的“一体化”。20年代后期在中国文坛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以留日归来的李初梨等人为中介，直接受到日本“普罗文学”的影响，从而使两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融为一体。“一体化”的代表性文学事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作家孙俍工对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的续写。中日两国作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创作一部作品的正、续集，这似乎是惟一的。 保持这种密切关系的中日现代文学，最适合于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把握。或者说，这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身，证明着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然性。在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受到个别的、伴随着狭隘的学术观念的怀疑的时候，中日现代文学的这种关系在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背景决定着留日作家的“文学”具有“非文学”的性质。始自1896年的留日学生派遣作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副产品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被动性的也是屈辱性的———它意味着中日两国间延续了两千年的主从关系、师生关系的倒转。中国人是怀着弱国子民心态以及与此相表里的阿Q式文化优越感开始留学日本的。不幸的是，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到1945年日本投降，两国间压迫与抗争、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持续了五十年。这种关系投射到个人身上，体现为身份的高度“国民化”。中日作家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展开认识活动与话语活动，文学创作因之成为表达民族意识、确认国民身份的方式。相关的例证有许多：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时候，某些日本作家戴上钢盔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进入中国；中国作家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日本作家则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

国民身份的确立使中日两国作家之间保持着对立的姿态。郁达夫在《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中对佐藤春夫的斥责，巴金对林房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不满，都是这种对立的表征。不过，这种对立仅仅是事物的一个层面，在更深的层面上，中日两国作家暗示出相似甚至相同的逻辑形式———那就是“作家”身份被“国民”身份压倒，将文学工具化、使文学承担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于是作家们直接进入历史，文学亦随之被高度历史化。在这个背景上，佐藤春夫创作《亚细亚之子》，用虚构的方式颠覆郭沫若的爱国行动，将郭沫若拉入战时日本的意识形态之中；太宰治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创作《惜别》，在官方给定的框架内利用鲁迅阐释“大东亚共荣”。1919年前后武者小路实笃和周作人曾经通过新村运动的倡导在两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展示出“人类主义者”的姿态，但是，二十年过去之后，前者成为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戏剧文学部部长，后者成为傀儡政权的“教育督办”，都被组合进了战时政权机器。

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特质，一方面在于它的关联性，一方面在于它是作为文学关系之外的历史关系存在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天然性”，还在于它是清理历史、清理思想史的一种材料。